自古以来，礼物交换在中国文化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

礼金大小代表着关系远近

事实上，熟人社会的人情网络，“人情”有多种表现形式，“随礼”及其价码可以说是这张无形之网的主要面纱。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验，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礼金的数额，在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多寡依亲疏远近而定；地缘关系中，以是否同属于一个村庄为标准；而业缘关系中，遵循经济理性法则。村落社会中的“随礼”网络有两类：一是亲属集团内部，随礼价码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不公开、迂回等价；二是非亲属者的随礼网，随礼大小根据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公开和直接等价。沿海地区农村社会急剧经济分化以后，攀比的物质消费档次和礼单金额确认并固化了农村社会不同农户家庭的社会分层和圈子边界，同时也造成了阶层的封闭性和排斥性，“穷人办穷事”。

中国人如此看重人情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便利和改变、个人的成长和发迹、家族的兴旺和发达等都需要人情来打点和疏通，它也会同步折射在红白喜事礼单的变化中——人情的主要物化形态就是礼单账册。

礼单账册是变化的人际关系资料库

年纪大一点的老人们，都能从柜子里或箱子底下翻出一个泛*的本子，里面记着自家办事的礼单。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不能丢，要一直保留下去，是今后人情交往随礼或回礼的参考标准。

七八十年代的红白喜事，红事一般送桶、盆、布匹，看望人家的礼物有土鸡蛋、饼干、糖、罐头；白事一般是布匹，基本不送钱，那时大家没有钱。再早，那时候更穷，什么都没有，当时国家也要求要一切简单操办，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红白事，吃个饭就很难得了。

90年年代开始，随礼开始货币化，且货币价码一直在升高。在农村，90年代给10—15块，年后升为30块。年，农村里办酒席一桌在-块，只需要食材原料，其他如厨房、凳子都是村里公共提供的，劳力基本上由村民自愿来帮忙，礼金最低50块，关系好一点的一般是块。在城市，酒店办酒席在-块一桌，办得好的也会在0块左右一桌，一切交给商业化运作的酒店，礼金一般也相应提高一点。年以后，农村也出现了请专业化的外面酒宴承包商来操办酒席的现象，一桌在-块，菜、柴、碗筷都由对方承包，省去了房头叔侄帮忙的义务和麻烦，日益受村人欢迎。在红白喜事上，近亲比如姑爷、舅舅的随礼金额一般也会最高。因个人家庭能力而定，90年代一般是-块，现在一般则是-0块。

随礼的亲属网络或朋友圈以及金额并非一成不变的，当事人或家庭的个人境遇、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促使礼金变动的最大因素。

随礼是普遍存在的习俗

大多数人对随礼并不排斥，甚至存在显著的心理需求。随礼是他们在“熟人社会”中实现情感交融和经济互助的重要方式。随礼是有目的的行为，兼受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礼之风盛行，一方面传承了传统儒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的道义伦理，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生活互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日常生活支出的人情债负担。

民间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你是怎样“随礼”的，欢迎留言讨论。